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“它比《国际歌》更加明快，/它比《马赛曲》更富激情，/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‘进行曲’。/三万里锦绣河山的壮阔，/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图腾，/都在旋律的抑扬顿挫中。”从而成为鼓舞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的嘹亮“号角”。何南的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，以“人民音乐家”聂耳的生命和精神历程为轨迹，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，感人肺腑，催人奋进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。
英雄都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，聂耳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是追求真理、追求进步，为人民歌唱、为民族呐喊的一生。“终于，学校又搬回孔庙了，/书声扇着翅膀，在喜悦里飞翔，/为此，聂耳得到了人生第一张奖状。/没有巨额奖金，没有媒体采访，/奖状也长得其貌不扬。/但它蕴含的哲理足以让人铭记——/抗争孕育果实，不屈催生希望。”在昆明求实小学时期的聂耳，幼小的心灵早已种下不屈和抗争的种子，成为他未来人生的基石。“在音乐的天地里纵马奔驰，/聂耳关注的是时代宏大的命运，/不是自己微不足道的悲戚。/小小的音符构建了他大大的世界，/在这里，少的是惆怅和气馁，/多的是志气和奇迹。”素有大志的聂耳从来不为自己微不足道的悲戚而浅吟低唱，始终关注的是时代宏大的命运，从不惆怅和气馁，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，为时代、为人民、为民族而放声歌唱。聂耳创作的歌曲在中国和世界广为传唱，对激发民众的踔厉奋发、奋起抗争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和推动作用。正因如此，2009年9月，聂耳被评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之一。
《号角》的每一节诗前都有小序，起到提纲挈领之作用。比如《优秀的人长有一双温暖的手》一节，诗前小序曰：“艾思奇，原名李生萱，云南腾冲人，被誉为‘人民的哲学家’。他是聂耳的发小，也是聂耳的导师之一，对聂耳的思想和音乐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”聂耳是云南玉溪人，他和文山的现代著名革命诗人柯仲平、腾冲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，并称为“云南三杰”。因此，长诗不仅展现了聂耳和艾思奇的友谊，还给读者呈现了云南的自然人文风物。聂耳和艾思奇后来分别被誉为“人民音乐家”和“人民的哲学家”，他们是诤友，自然互相砥砺，共同奋进，正是在艾思奇的影响下，聂耳立下雄心壮志：“做为国争光的音乐家，/要写出振奋国人的作品。/——聂耳已萌生这样的鸿鹄之志。”
著名诗人舒洁说：“每一个虔诚的、富有创造力的诗人都有自己精神的故乡，他们不是这个故乡的主宰，而是赤子。”云南是聂耳的精神故乡，他对故乡怀有赤子之情。因此，翠湖、滇池、抚仙湖、盘龙江、哀牢山、西山美人峰、大观楼、太华寺、三清阁，以及“昆明龙泉寺里的那棵黄连树”，如此等等的“云南物象”在《号角》中俯拾皆是，使得诗歌在具有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之外，还具有了浓郁的地方色彩、乡土气息。当代云南诗人雷平阳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《云南记》，曾写下“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，/因为其它省我都不爱”这样的诗句，对故乡的热爱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不落俗套。作家何南是真正懂得聂耳的，他说：“聂耳是一个音乐赤子，/热爱家乡，他的作品里鲜活着云南。”所以，何南在《号角》的创作中，也自然加入了聂耳故乡的云南元素，以此向聂耳及其精神故乡致敬。
诗言志，歌咏情，郭小川说：“诗是以抒情为特征的。”诗歌的确以抒情为主，是表达心声、宣泄情感的最佳艺术形式。但如果诗歌能在抒情中渗入叙事的成分，必将增添更加感人的艺术力量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，已经被诗歌创作的实践一次次印证。何南的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就能让读者充分体会到“叙事的力量”，例如：在“明月”，聂耳是公认的“书虫”，/读书成为他工余时间的日常。/他又把这个习惯作为种子，/不经意间，播在周围人的心上。/王人美、白虹、胡笳……/不厌其烦，劝读的话像屋檐下的雨道正网配资，/滴滴渗入别人干渴的时光。/聂耳是大家不可或缺的“镊子”，/带着温情，充满力量。/剔除“病人”腐烂的肌肤，/然后在伤口处，植入明天和希望。
我曾经在不同的文章中，强调过诗歌“叙事的力量”。在诗歌中加入叙事的成分，达到抒情与叙事的水乳交融、和谐统一，无疑会提升诗歌的艺术魅力。叙事的简洁有力与语言的质朴生动，成为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的优长和个性体现。“革命者的使命是改变世界，/在这之前，必须将自己改变。/壮士断腕一般，聂耳改变了自己，/他还是人们心中的那个‘镊子’，/他的心是一把手术刀，/把昨天的慵懒和抱怨全部斩断。”何南用陈述话语代替抒情，用细节代替意象，传达生存的现场感和感觉的个体化，成功完成了他的叙事创新。
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认为，《号角》作为诗歌，有效避免了“抒情时那些易与读者产生距离感的、不易让人读懂的意象与技巧，而且做得颇为出色”。事实的确如此。诗歌在抒情时常常要借助于意象，这样可以扩展诗歌的张力，营造深邃的意境。但是，意象的密集使用，往往又会与读者产生距离感、不容易让人读懂，比如，“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”“斑驳绿锈遮不灭圆睁在青铜上的那双古老眼睛”……繁复的意象很不好理解，甚至“读诗如同猜谜”。《号角》的语言，则明白如话，直抒胸臆，“就这样，他们远离了一场灾难，/这是聂耳的功劳，这是音乐的魅力，/不远处，音乐女神在嫣然微笑，/正打算赋予他更多神奇。”“为此，他不惧和‘明月’产生嫌隙，/他痛心国人被艺术毒害的事实，/他认为，艺术不该让人意乱神迷，/艺术应该像号角，催人奋起。”这样的语言极具亲和力，避免了佶屈聱牙，更避免了晦涩难懂，《号角》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，体现人民性的诗歌。
优秀的文艺作品，要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。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不仅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，而且制作精良。窥斑知豹，图书的插图、装帧等，都极为精美，即是制作精良的表现之一种。
我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田汉先生，曾这样评价聂耳：“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，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，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。”聂耳正是这样一位人民音乐家，他始终站在人民中间，为人民代言，为人民呐喊。“一腔热血，为了艺术而涌动，满腔热情，为了大众而沸腾。”
著名诗人臧克家诗云：“给人民做牛马的，人民永远记住他！”“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，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，很高。”对于“人民音乐家”聂耳，历史会永远记住他、人民会永远缅怀他。这也是《号角》的意义和何南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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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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