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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有个叫王定保的人。他是南昌人，在公元900年，即唐朝灭亡的倒数第七个年头，考中了进士，随后到南方去做官。
时值唐朝末世，王定保一路碰到数起农民起义，只好跑到广州避难，在节度使刘隐门下做幕客。
刘隐死后，他的弟弟称帝，建立南汉国，成为五代十国中“十国”之一。
王定保时来运转，一路高升，做到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可谓位极人臣。
晚年，王定保潜心写作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唐摭言》。其中关于唐代科举情况的记载尤其详细，是后世研究科举的必读书目。
在书中，这名唐代进士出身的南汉国宰相，美美地感慨一句：
缙绅虽位极人臣，不由进士者，终不为美。
此后，帝国的高官们，如果不是进士出身，不仅自己觉得人生有缺憾，别人也会看他少了点什么。
就像现在的官员，做到了一定级别，也想拿个博士文凭。这种社会心理，原来是有历史传统的。
已故史学大家何炳棣称，科举是帝国成功的阶梯，是阶层流动的通道。
当做官越来越注重出身的时候，考中进士，逐渐成为当上高官的必要条件。
这个时候，“你是哪里人”这件先天注定的事，就变得很重要了。
一个人的命运，当然要靠自我奋斗，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。你要在对的时候，生在对的地方，人生的路，必定越走越宽。
▲科举改变命运。图源：网络
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，被唐朝继承并发扬光大。 不像宋代以后有“科举名录”一样的档案簿，唐代没有科举及第的完整名单。
在目前已知的极不完整的数据中，唐代籍贯可知的科举及第者，是648人。
其中，关内道159人，河南道151人，河北道132人，进士人数位居前三。
▲唐代能考的地方都在黄河流域，长江流域寂寂无闻。图源：中国历史地图集
看到没，唐代考科举最牛的地方，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地区，主要包括现在的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这几个省份。
这几个地方，产生了接近全国70%的进士。
你要是穿越过去，千万别傻盯着东南沿海或长江流域一带。记住那时候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都在北方，黄河流域一带。
唐朝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实行双首都制：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。
这两个地方，正是最出科举人才的关内道和河南道的核心。
原因无他，举国科举的政策照顾和教育资源，都集中在那里。
长安所在的京兆府选送的举子，前十名被称为“等第”，坐等及第。据王定保说，十人中最后被安排中科举的，至少七八人。
如果哪一年礼部不给面子，多让其中几个落榜，京兆尹（首都市长）就要发飙，给礼部写文书抗议，让考官好好解释为什么要让首都的考生落榜，这到底是几个意思！
这种权力优势，是外地州府不可能有的。
洛阳则主要得益于武则天统治时期。当时，武则天将洛阳当作实际首都，在洛阳、长安分别开考，录取进士，而洛阳的录取名额竟是长安的三倍。
一直到安史之乱后十余年，776年，洛阳的科举才被停掉。但已为洛阳乃至河南道的举子，提供了诸多便利。
唐代的科举公平性差强人意，基本是政治本位决定录取名额。
唐文宗太和二年（828年），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。
一堆官员跑到崔郾家，向他推荐自己的门生。大名士吴武陵拿着《阿房宫赋》，向崔郾力荐杜牧：“此人不当状元，谁能当？”
崔郾面露难色，说今年的状元名额早被预定了，只能给杜牧安排个第五名。
有背景，最重要。
到了晚唐，王定保出生的江南道（包括今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，以及江苏、安徽、湖北之长江以南、四川东南部等地）在科举上开始冒头。
原因是，安史之乱后，北方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盈股网在线，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饱受摧残，人口日益向南方迁徙。这样此消彼长，南方就开始崛起，无论经济还是教育，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。
韩愈曾说，大唐的财赋来源，十分之九来自江南。
如果王定保早生个一两百年，估计进士的头衔就一辈子跟他无缘了，只能感叹自己，官做得再大，“终不为美”。
所以说，人生的成功，时间和区域，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
跟唐朝科举爱开后门、政策照顾明显等做法不同，宋朝科举一开始就讲究公平，考卷不仅要糊名，还要专人誊录，避免考官认字迹打分。
科举真正成为平民阶层上升的通道，始于宋朝。
宋太宗在位期间，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、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吕蒙亨、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均，这三个人在同一届科举中，都考中了进士。
殿试时，宋太宗发现了他们的名字，直接拍板说：“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。”
意思是，你们这些官二代，就别跟寒门子弟抢了。
于是，这三个人的名次全让给了寒门子弟。
没背景，比有背景还重要。
统计显示，整个宋代，布衣出身的进士占了一半以上。
但是，宋朝科举有新的问题：南方人太能考了，导致北方人心里很不平衡，双方为此吵闹不休。
最著名的一次，是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，为科举录取方法是否公平，大吵了一架。
▲欧阳修（左）与司马光。图源：网络
司马光说，北方有的路（相当于现在的省），几十年来竟然连一个考上进士的人都没有，可见全国一张卷统一录取，这种做法看似公平，实则太不公平，应该按照人口比例，给各路分配名额，逐路录取。
欧阳修很不认同司马光的说法，他争论说，科举都是匿名考试，中榜后才知道籍贯，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？北方进士少，只能说明北方人书没读好，说明不了其他问题。国家考试选进士，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最好的人才选出来，而不要搞成地区间的分猪肉。
双方的理论，各有道理。
但最终决定政策走向的，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。
在同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，科举沿袭了全国统一录取的做法；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司马光上位，就开始试行“分省录取”。
即便如此，整个北宋期间，南方人将九成进士收入囊中，北方进士仅占10%左右。南宋时期，因为北方基本沦陷，95%以上的进士都来自南方地区。
从具体省份来看，福建、浙江、江西三省的进士人数高居全国前三。
根据《福建通志》记载，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，排名全国第一。
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
两宋共有进士约28933名（有籍贯者），算下来，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。而且，比位居第二的浙江，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士，形势不是小好，是一片大好。
当时人不无夸张地说：“龙门一半在闽川。”福建人绝对是当时全国最能考的。
何炳棣分析说，两宋时期，尤其是南宋，比较南面的省份受益于远离宋金边界，免受战争侵扰，经济与文化也更加稳定发展。浙江、江西和福建，因此崛起。
福建在十二、十三世纪，由于早熟稻的推广，海上贸易的繁荣，以及如朱熹那样的大学者的移入，一下子成为文化先进的省份。
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谁家祖上没阔过？ 但北方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史实： 唐代以后，在科举之路上，最阔的永远是南方省份。
风水轮流转，只是转到南方哪个省的问题。
元代常被称为文化的荒漠，不过，史学家发现，江西当时是全国书院最多的省份。这些书院为江西保留了无数的读书种子。
江西在宋代，其实文化已很昌盛，人才辈出。唐宋八大家中，宋代占六位，其中三位是江西人：欧阳修、王安石和曾巩。
换句话说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执文坛牛耳的有两个：一个是苏轼他们家，另一个就是江西人。
在科举上，宋代的江西，排名仅次于福建和浙江，稳居前三。
明朝开国后的前100年，江西凭借这些文化积累迅速崛起，并超越闽浙两省，成为全国最能考的省份。
尤其是赣江中流的吉安府，在明初100年间，产生了426个进士，以及33个巍科人物（巍科人物，特指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）。这两个数据，分别占全国同一时期的1/12和1/4。
在1400年和1404年连续两次科举殿试中，共有一甲进士6名，吉安人包办了5名。真的是全国科举看江西，江西科举看吉安。
▲明代江西地图盈股网在线。图源：中国历史地图集
整个明代的科举，可以分三段看：
前面100年，最能考的是江西人； 中间100多年，浙江人发力，比江西人还能考； 最后四五十年，江苏逐渐取代浙江。
综合下来，明代全部24800多名进士中，产生进士最多的三个省份是：浙江3697人，江西3114人，江苏2977人。
有来自福建的朋友问了：两宋最能考的福建人，这时去哪了？
明代福建以2374名进士，排全国第四。总数是比前三名省份弱一些，但不是弱在考试能力，而是弱在人口总数。
明代福建的人口仅有170多万，比起动辄五六百人口的浙江、江西、江苏，显然吃了大亏。
所以，如果按人均进士数计算，福建人依然是全国最牛的。
这个省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.26人，是浙江的两倍，江西的2.85倍，堪称一骑绝尘，无人能敌。
对于整个帝国而言，老问题又来了：人才都出自东南，其他地方的人还有什么奔头？
早在明初，朱元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这名开国皇帝是南方人，这逼迫他必须向北方士子释放更大的诚意，从而凝聚整个帝国。
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三月，会试放榜，考上的51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，无一北方人。
北方士子群情激愤，高喊有黑幕，联名向朝廷状告主考官刘三吾，说刘三吾是南方人，所以偏心。
这件事惊动了皇帝。
为了有效收买北方人心，朱元璋诛杀了新科状元，并亲自出题阅卷，增补了61个进士。这61人，全部是北方人。
此后，明朝的科举制度迎来重大改革。
大约从1425年起，明朝会试开始试行“南北卷”制度，针对南北方分别录取进士，比例为“南六北四”，即南方占60%，北方占40%。
后来，又增加了中卷，把全国划分为南、北、中三个区域，分别录取进士。比例为南卷55%、北卷35%、中卷10%。
这项改革影响深远，直到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实行分省录取制度，“南北卷”制度才最终被废除。
明代历时两百多年未能破解的南北人才失衡问题，到清代总算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。
1712年，已经做了50年皇帝的康熙，突然意识到“南北卷”制度虽然可以相对调和南北方的人才结构，但无法解决省份之间的人才比例问题。
他说，我观察这些年来的进士录取名单，有的省进士很多，有的省进士很少，这不科学，以后干脆“按省取中”好了。
所谓“按省取中”，原型来自于北宋司马光的“逐路取士”，跟我们现在高考制度中的分省录取基本一致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按照每个省的大小、人口多寡，分配每个省的举人名额。比如，浙江、江西都分到了94名，以后这两个省每届录取举人就都是94人，再由这94人去参加国考（会试），按一定的比例录取进士。
这种录取方式，对文化欠发达省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。
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在实施分省录取制度前，甘肃连一个进士都没有，实施后，甘肃一共出了200多名进士。
但对科举大省则不是好事。分省录取最大限度地把考试竞争压缩到了省内，你一个省中举名额就那么多，考生都很强的话，竞争肯定就很激烈了。
不过，经过这轮制度调整，清代进士的南北分布，相比明代均衡多了。
在清代总计26800多名进士中，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举人数，分别如下：
江苏2933人，浙江2803人，河北2707人，山东2249人。
两个南方省，两个北方省，是不是比明代前四都是南方省看起来舒服一点？
因为进士名额基本都是按省分配，这个时候单凭一个省的进士数来判定这个省的人能不能考，已经不太准确。
更为准确的数据，要看巍科人物（即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）的分布。
从理论上讲，殿试的名次是中举者完全自由竞争后分出高下的，这才能代表全国的水平。
清代产生巍科人物539人，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人数，分别如下：
江苏169人，浙江125人，安徽41人，河北38人。
可以看出，无论是进士人数，还是巍科人物，江苏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国考霸。
早在清初，翰林院里几个文人闲聊，大家谈起家乡的土特产，说来说去无非山珍海味、象牙犀角。轮到苏州人汪琬，他慢吞吞地说：“苏州特产状元。”举座瞠目结舌。
后来的历史证明，汪琬真没吹牛，清代114个状元中，有24个苏州人，占比超过1/5。
江苏和浙江，这两个最典型的江南省份，清代一共出了69个状元（江苏49个，浙江20个），占了全国的一半多。这对于全国，尤其是北方，形成了降维打击。
有时候连皇帝都看不下去，要出手干预，平衡一下。
1750年的殿试，内推第一名是江苏人赵翼，第二名是浙江人胡高望，第三名是陕西人王杰。乾隆一看，问左右：国朝至今，陕西出过状元吗？大臣们说，还没有。
乾隆说，从今天开始就有。
说完，把王杰从第三名调到第一名。在乾隆看来，江苏、浙江的状元已经够多了。
苏浙两省为什么能在最后一个科举朝代独占鳌头？
说起来，科举在清代已经进入了拼资本的阶段——拼经济资本，拼文化资本。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，有能力搞文化建设，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。
就单个家庭而言，也相对更有钱让孩子多读书，多买书，多请名师。再不济也有家族互助组织帮忙，上义学，送路费。
历史学者沈登苗说，“在科举时代，有否真正的资格应试，主要取决于父、祖辈的经济条件；能否在场屋中胜出，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。实力——经济实力与自身智力决定人们在科举道路上能走多远”。
事实证明，阶层流动的大门，越到帝国晚期，关得越紧。
宋代超过一半进士出身平民，明代这一数据减至47%，清代继续下降至37%。到了晚清，进士基本被官宦子弟垄断了。
帝制时代，科举实行了大约1300年。每个时代，最能考的人都来自不同省份。
唐代：陕西人 宋代：福建人 明代：浙江人 清代：江苏人
唐宋之际，进士人数有一个南北易位的过程，此后，北方人再也撼动不了南方人在科举上的优势。
历史上考试最强的南方三省，恰好集中于东南沿海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有一个由南往北越来越强的过程。
就历史进程而言，除了个人努力，每个时代，科举的终极决定力量也不一样。
唐代：陕西人胜出，主要靠地理区位+政治优势； 宋代：福建人胜出，主要是赶上北方普遍沦陷+科举平民时代到来； 明清两代：浙江人和江苏人胜出，主要靠经济资本+文化资本。
可见，影响科举的主要因素中，政治因素有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，与此相反，经济因素则有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。
最后再闲扯几句。
江西科举在宋明两代，尤其是明初的100年，有过闪耀全国的表现。这得益于北方士人南迁，江西靠近水路和相对中央的位置，对他们形成了吸引力，成为其最早的落脚点。
江西由此成为南方最早跨入文化发达省份的一个。
文化南传，由此兴盛。
福建科举在明清之际的相对没落，跟郑成功长期割据东南沿海，与清政府对抗，导致福建战乱、人口内迁、贸易中断有关。
等到清军完成征服，东南的贸易中心已南移到了广州。在拼资本的时代，经济比不上江浙的福建，科举能力自然也就退化了。
科举时代最后的赢家——江苏和浙江两省，其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地位，延续至今。
长三角迄今仍是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圈，而这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、高等教育水平、经济辐射能力，均为全国最强。
一项关于中国两院院士籍贯分布的统计显示，1955年至2017年间，江苏籍院士共463人，浙江籍院士共395人，远远高出其他省份（第三名，山东籍院士157人）。
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这是长三角地区自明代以来重视科举、发展教育的当代福报。
为什么说“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”，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！
参考文献：
王定保：《唐摭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
邓小泉：《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的教育因素》，《南都学坛》（人文社会科学学报），2004年第4期
刘海峰、庄明水：《福建教育史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
何炳棣：《明清社会史论》，徐泓译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，2013年
沈登苗：《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》总第26期，199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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